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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选择——长征中的红军领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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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3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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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上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严峻形势,即使是优秀的军事家,也很难挽回军事失利的局面。他还生怕否认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政治上军事上的正确性,因此在发言中对某些议论还给予了必要的回击。他讲了1个多小时,一边发言,一边不停地抽烟。

到会的同志认真听着博古的报告,脸上不时露出不满和失望的情绪。毛泽东掏出一大叠毛边纸拿笔不停地往上记,一会就记了好几页。坐在角落里作正式记录的邓小平一刻不停地在纸上疾书,陈云也忙着作记录。

周恩来接着作了关于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军事问题的副报告。博古的发言避重就轻,为自己开脱责任这本是意料之中。周恩来会是什么态度?作为中央最高“三人团”成员之一的他会不会也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败作辩护?人们带着期待的目光把视线移到周恩来身上。

周恩来从容不迫地站起身来发言,详细说明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,认真分析了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,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原因。他着重指出了主观因素上的错误,并就后勤机关与非战斗人员的臃肿庞大,给长征初期带来了极大负担的问题,对李德、博古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。最令人感动和敬佩的是,周恩来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。他主动承担了自己应负的责任,说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犯有错误,特别是在瑞金被围困的最后几个月中,他同意过以堡垒对堡垒的作战计划。

周恩来的发言持续了不到1个小时,他坦然自若,语调平和,既不责怪其他人,也不为自己辩解,表现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博大宽广胸怀。他最后说:“我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,欢迎大家批评。”然后便稳稳地坐下。

听了博古和周恩来不同态度的2个发言,与会者深有感触: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却对失败不敢承担主要责任;周恩来负次要责任却主动承担责任,两者对比反差多么大呀!这恰恰反映了博古与周恩来当时思想水平和政治修养的差距。